在这方面中国走过不少弯路，您认为现在应取何种态度? 答：过去在对待传统和外国的经验问题上，往往走极端。
当然，这也带来了另一些问题。五、法治的价值取向 问：上面您说划分法治类型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法治的内在价值取向，这有些抽费解，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答：法治的价值冲突不是法治本身所固有，社会基本价值的紧张关系。
这种制度不利于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一些地方的领导要求媒体报喜不报忧，只许"种花"，不许"挑刺"，因此，许多揭露权力腐败的媒体调查和揭发都胎死腹中，未能出版、发表。在多元的和互有冲突的价值之间，如何做出价值选择是个难题。古罗马帝制时期的法治、中世纪英国的法治以及中国先秦和秦朝的法治，可归入非民主形式法治。公共权力的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滥施苛政。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要把民主形式法治同民主实质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怎么会有权威?法治如何能落到实处? 问：您上面谈到的问题群众反应强烈，高层领导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曾经在许多场合都强调领导干部要反腐倡廉。请您再解释类型化的方法。决斗止争，由对阵运气决胜负。
平等保护，正当程序，法治之理。天竺神坛，吠陀之歌若诗。律无分古今，可行则采。庞德访渝，德翁来京，讲授欧美政教宪制。
君权独裁僭主生，贵族擅政寡头出。用解放理由奴役，奴役倍加理所当然。
过期清偿为过少清偿，迟到正义乃减价正义。疯癫与文明，文明制造疯癫。华洋现实有别，套用洋律之式，丑若东施效颦。妇女无平等，服于男权。
幸赖群贤支持，合众人之力，撰得两册。社会联系纽带，随时而变。社会法理，法由经济而决定，由社会而型塑。慎思明辨，每念百年之业得自人心。
独裁益烈，民主之求益迫。以人民名义统治，统治愈益牢不可破。
疾病威胁，恐怖隐患，染微毒而漫环宇，无跨国协调难以防范。代议与参与并重，民主之宗旨。
特尔斐神谕，人人敬畏。大众民主，常随多数暴政。超越理想分解为个别抵制，散兵游勇，公民不服从。启超游欧，经熊赴美，探索西方治道法理。杀青之时，中国重启改革之航。启蒙思想之光，照亮理性之路。
法无明文不为罪，典无当刑不可罚。远洋之国，世界强主，盛当属欧陆英美
[27]法院公共政策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未被预料到的或是隐藏的成本。因此，要完善公共政策司法化的机制，从主体的类型来看，不仅要完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活动，还要完善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规范制定行为。
[32] 第三，不仅公共政策以及其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和时空因素会发生变化，而且不同部门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为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不同部门制定的公共政策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常见的情况有二：（1）通过描述自身的处境以突出其作为利益受损者或者受害人的弱势地位，以反证原裁判社会效果不佳以及自身诉求正当性的目的。
[38][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121页。[25] 另一方面，在与当事人的公共政策话语资源竞争中，法官/法院并非被动者，而同样会采取积极的行动，以获取资源优势，进而增强司法说理的效果以及裁判的可接受性。[45]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51]比如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2014）大民初字第1246号。
两种手段的恰当运用，可以调适法律适用的状态和效果，可以追求‘恰到好处、‘适可而止、‘无过无不及、‘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当止的法律适用境界。[22]（2）通过对社会效果的夸大性描述，当事人意图将压力从社会效果传递到法律效果上，以期后者能够被改变。
这就为公共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法官对公共政策进行个体化改造提供了可能，进而导致公共政策在司法实施之中被改造成更接近于法官们偏爱的政策，[34]从而使得原本朝向公共化的司法转变为一种个体性的司法。然而，妥当的程序是那种能够增加获得实体上正确的结果之可能性（或者最大化这种可能性）的程序，而不是那种能够成功地体现公平理念或保护某些并列的实体性价值的程序。
一旦他们感受到来自当事人的话语力量，法官/法院就会积极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话语资源竞争之中，以确保其能够占据话语解释权，进而使得裁判能够以力服人的同时也以理服人。这种公共化改造之所以顺利或者公共性治理之所以成功，其基本前提无疑在于公共政策与法律规范以及与更广泛意义上的法律原则、价值、理念、精神等不相抵牾更不能冲突、矛盾。
还要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回应社会的民意或者舆论呼声，更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官司不管输赢，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绝不应该恶语伤人。[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121页 [40]参见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131页。还比如，公共政策司法在程序运行时，也往往缺少论辩，裁判文书说理缺乏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律师）不同意见的回应。
[22]这种情形比如（2015）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387号、（2012）台玉民初字第662号、（2014）深福法刑初字第211号等。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解释方法的综合使用，不仅有助于揭示法条内含综合的各项意义要素，确保通过复合化判断来获致法条的真意。
另一方面，通过将公共政策引入司法机制完成公共政策的二次制造并以司法政策的形式展现出来，司法也由此完成了其外部的公共性建构。[74]因为对于当下中国司法而言，其所面对以及其所置身于其中的，乃是一个日趋价值虚无和文化真空的社会，一个从个人到民族都迷茫于生存的意义何在，应该向何处去的整体性危机的社会。
注重裁量结果与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普遍理解的契合性，确保裁判结果符合司法公平正义的要求。[77]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